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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勋:无为之为的命运(中)

2015-10-8 10:27| 发布者: 本土文化| 查看: 1177| 评论: 0|原作者: 谢立勋

  不久,全县要搞公立老师的考试考核,我不巧考了全区初中语文科目的第二名,第一名是一位老教师李光启,曾受过迫害。他的基础题目比我多一分,附加的纯古文题目也比我多一分,看来还是他过硬。一天我到沅江县城进行暑假学习,老公在教育局当副局长的原同事张月香遇到我说:你这个鬼,考得蛮好呀!我心喜欢,但口里仍说着不过如此碰巧之类的话。

  后来益阳地区为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就英语和语文教师开大专进修班。当时我区是四乡一镇一芦苇场,且大部分教师都是文革期间的高中生。当英语老师李雪飞告诉我,龙明清要去读大学了,我便找到龙明清,问一声,你要去读大学呀!心中为他高兴。因为我和他都是南大镇学校调来的,不过他是当校长,他关心地问我:“你想不想去学习?”。我说我当然想,只怕没有机会吧!

  龙明清告诉我,只是这次去读书要考试。是这样,你在学校等我的消息,据说漉湖芦苇场的指标不要,如果真这样,我要来给你。我心中非常感谢他,但我也没有作指望。第三天因我没课,见龙校长没消息,我便骑单车回家了。到了下午,我家住在邮电局旁,邮电局要我去接电话,原来是龙明清给我搞来了指标,要我去拿表,且责怪我不该回家的,说好了在学校等他。他在电话中与其他人说了一句话后,就要我不到学校,有人会给我送表格来,让我填写好后交联校。

  其实我回家,是因为我没有什么追求,对这个考试进修也不抱希望,是听之任之。不过当送通知的在路上告诉一些熟人,说我会去读大学时,我倒是有些担心了。因为要考试,名额有限,如果考不上,没去读成,那是多丢脸的事。于是我反复向熟人们解释,这仅只是一个考试指标,读不读得成,还不知道。

  大约是6月初,我们南大有7个人去参加考试,县城琼湖中学设了约有10个考室。在考试时,我遇到了我的老师郭泰岐,他是益阳师范毕业生。不久我到沅江参加中考阅卷时,我当副局长的老师告诉我,我录取了,全县共5人,其中英语班2人,中文班3人。我们中文班的3人,一个是我的老师郭泰岐,一个是长沙知青梁明悌,他们两人都成为了班委干部。

  益阳教师进修学院,虽不够气派,但我觉得到了新的天地,有足够的图书可以借阅,有了老师别开生面和具个性的课文讲授,我很满足了。我在语文方面,是弱项,到学校才发现,我的记忆力如此之差,当时我想要考试了,如何能及格。人也感到疲倦,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一年四季要睡午觉的习惯。

  到期末考试前,同学们都在忙于复习,我也不情愿地放下图书室借的书,去搞复习。在同学们紧张地搞复习时,李跃民同学邀我这个不大搞复习的人到竹林去散步,我是很随便的人,没有自己的目标。不过没有目标的我,这次却是最好的复习,李跃民将古典文学的复习内容编好了,且有层次和条理地慢慢给我复述,他是想让我陪他一起搞复习,而我却正好适应他这种方法,让我在记忆中有所突破。

  考试后,我在看我喜欢看的书,有一个同学在古典文学老师那里来,说某个同学获得了97分,应该是班上第一名。我当时想,这个分数,我也应该会达到。最后我的成绩为98分,古代汉语得了97分。而教古典文学的老师是班主任,他硬想给我安排一项工作。在第二期,新开了哲学课,班主任指名要我当哲学课代表。哲学老师叫郭梅梅,他父亲是郭清文,益阳地委书记,曾因是刘少奇61个叛徒集团之一而受整。其实在进修中,我只有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成绩好一点,其他的都只是能应付。

  在学校接触到庄子,其《逍遥游》让我更加觉得无为的价值,感受到一切事物无所谓好与坏,就看你运转的节拍是否合乎自然。因此我平平淡淡地毕业后,没有考虑到调动一个地方,那时是缺人才的时候,虽然自己算不上人才,至少还是在工作中能独立或少让别人操心的人。

  1985年元月毕业,我回到学校前,教育局领导曾要我写一篇教育方面的调查报告和一个学校的经验材料,说是联系好了。结果我回到联校,得知经验材料已经写了,联校长好像一点也不知道教育局的安排。我这个无为的人,就准备算了,到学校想听听校长的安排,结果从校长的安排可以看出,联校个别领导对我有意见,欲让我先打杂。我想我没进修时,都将我作为一个把关的老师安排的,且还算合学生的意,为什么会这样?我猜想,我没有什么事得罪别人,更不会得罪领导,可能是我经常回家时,到镇校普通老师家玩耍,而在领导家门口过身,也不曾去领导家,领导看了当然有些不高兴。

  面对如此境况,我与同学鲁卫民商量,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对自己不利,还是远离为好!他对我说:“那你还是完成教育局安排的工作,也算有个交代”。我想也应该如此。但去调查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将自己的有些感受,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写出来,才能应急。当时我认为老师地位低,是因为老师素质不高,那些教授还是地位蛮高的。于是就在南大镇校找张一兵借了他的办公室,写了一篇《要提高教师地位,必须先提高教师素质》的文章,中间有数据,有例子,寄给了教育局。不久,教育局要借调我。我当时认为借调去教育局,我也不适应,因为我不适应搞行政,且借了后,再回学校也不好,没有连续性。但有同学和朋友对我说,我动一下好,因为原地方有人作梗,再加上现在的借调,一般是有借无回的。人挪活树挪死,不管怎么样,到时再看吧!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教育局工作。

  1985年正月初八,我到教育局上班了。首先在教育局办公室打杂,后因一位官员的老婆给我作介绍不成,说我固执,我也就性格有些变化,在机关内,我孤僻;在同学朋友处,我仍然是坦诚直率。5个月后,我调到了工农教育办职教股,有人暗示过这个股长不好打交道,不过我是无所求的人,也就听之任之了。尽管亲眼看到职教股一位负责电大的同事吵着离开了这位股长的领导,我仍是默然无所反应。

  在机关工作,我不知要如何才能做出成绩让领导高兴,因此也就只能是听领导的。一天,股长告诉我,益阳地区在国庆节期间收集论文。我想我这个人不是能说会道的人,而写论文可能还可以勉强为之,便写了一篇。到9月29日,我问股长,是国庆前交益阳,还是国庆后。他告诉我说:还交什么?论文都已经评奖了。对此我又只能默然!

  1988年在《湖南成人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以工农教育办名义写的经验文章,23元稿费,加上单位陪奖,一共是46元。我们三个人是每人15元,我16元,他默不作声。过了几天,他指出我的这篇文章某个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没有将名字写上去。我说,原来我是写了名字的,可能是编辑删除了。其实在稿件发出之前,已经将文章交给他看过。

  我心中有一种感受,但不便说,那就是这位股长读书不多,只有初中,但他人聪明,模仿能力强,尽管内涵不足,但其会说,也会归纳总结,也许在潜意识中怕我锻炼出来了对他不利。其实我比他小了十多岁,这又何惧之有。毕竟这只是我所想,因此我也只是默默在心中。因为我是无为之人,也就从来不向领导提出什么要求和建议,以改变自己的环境。

  我们股室共三人,潘仁兴老师也很本分。工农教育办是一个党支部,当时我和潘老师都不是党员。我们的股长是党支部书记,后来发现他的个性是宁愿让外面人好,也不能让身边的人有所进步(后来潘老师退休了,开了一个小商店,我们有时会议要开支一点东西,我说到潘老师处购买,他不同意,说外面的质量好一些。后来调进的另一名副股长要退休了,也想出门开开眼界,尽管股长年年外出过,结果这次益阳地区组织成教人员外出考察,股长通知下面联校近二十名副校长参加,就是不同意副股长参加,且要领导出面加阻止)。每当有入党指标时,他便不经意地对我们说,某某要退休了,先给他解决入党问题。某某虽然有一些人反对,但他也辛苦了。这样说,就是让我们没有理由去反对他的主意,我们只能默默的守着自己的平庸。那时入党是挺光荣的事。

  1992年他到外地考察去了,支部其他成员,让我们没入党的三个人一起去参加党校的积极分子培训班。一直到1996年,潘老师年底退休才入了党,另一个女士换了一个岗位后入党了,而我一直没有入党。大约在1998年,姚秋保在我们办公室前面说:“谢立勋,你还没入党呀!真让人不相信”。我只能沉默着,表示自己的无所谓。过了几天,我们的股长若无其事地问我,你参加积极分子培训班,刘伟民知道吗?我知道他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难堪,而将责任推卸到后来管机关的人身上。我也随便回答道:“我是92年培训的,刘是94年95年才来的,他当然不知道”。也许他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他也沉默了。

  我不是不想入党,我至今没入党,正如韩非子所说的故事。一户人家酒香,门店也当路,就是顾客来得少,而导致酒发酸。酒家问原因,人家说:你家有一条凶狠的狗,将客人们吓住了。我被这位党的守门人吓怕了,后来有领导做我的工作要我入党,我也不敢入了,一则是人老了,二则是党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而那些不够格的人也入了,我再在后面步之,不是将自己看得更轻了吗?自己比他们更差吗?我当个普通群众,不上不下,至少没有失格,这就是我一直没入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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