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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勋:无为之为的命运(上)

2015-10-8 10:23| 发布者: 本土文化| 查看: 1458| 评论: 0|原作者: 谢立勋

  一个人总想有所作为,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我的经历决定了我的无所作为,决定了我放弃一切伟大的理想,而成为随着宇宙运化的一颗普通尘埃。

  因为父母是普通居民,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也没有什么理想,因此我们的成长是放养式。我读小学时,也就是一张纯白纸,不像其他小孩一样,读过幼儿园,有过一定的见识。

  不过我因一无所知,而对学校里老师所说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因此读小学时,就因为双百分而获得邻居们的厚爱。读初中时,因为我们这班都是一些纯居民的子女,没有读书的进取之心,我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班上我说成绩第二,好像没有人说第一。那时我是充满着革命理想,总想自己长大后,一定能成为科学家、发明家等能为国家作贡献的人。然而,我的这一言论被老师当作白专道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哦,这时我才知道,有时有理想有作为也不一定正确。因此为了能放学后及早回家为父母做事赚钱,不愿当班干部而与班主任老师吵架,造成很大的影响,最后仍弄了一个学习委员的职务。这位班主任老师最后也成为了我最敬佩和最亲近的人,因为他的德性堪称第一。

  到高中时,原来我们镇上的两个平行班合为一班了,且还加入了一些区直单位的干部子女,这时我的成绩只能说是上等,顶多说是前十名而已。也再不像小学初中一样为成绩而高兴,总是能当上学生干部。我高中再也没有班干部的份了,而只是一名沅江四中高13班的普通的一员。

  我在学习上能被人关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不过仍为老师为我数学作业的评语而快乐着。一次缺了一节数学课,下午交作业时,我按先天学的内容加以变通,完成了作业,虽途径不同,但做对了。老师给的评语是“此题有独创,很好!”我为完成作业快,整个作业本全部是勾而自豪着。那时我在课堂上将课堂作业做完,下课时做完家庭作业,放学后,在家安心帮父母做事。

  高中毕业前夕,我们到农村去进行半个月的社会实践,回来后,要写调查报告。因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调查报告如何写,也就随意写了一张材料纸,算是有头有尾的完成了任务。后来发现,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写完,又不想毁了前面的再重写,我没有习惯修改誊正,马虎求快惯了,只好按照列宁《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在后面用同一格式加写了第二段、第三段,交给老师算是完成任务了。

  没想到在毕业的前几天,我到学校去上课,家在漉湖的住学生龚荣耀同学对我说:昨天搞晚自习时,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议论我,说我今后一定会到北京某大学学哲学。然而我对当时的哲学不感一点兴趣,认为哲学就是记一些世界观之类的名词术语,而我是对数理化感兴趣。虽然对哲学不理解不感兴趣,但对老师有这样的评价还是高兴的,不过我们高中毕业后,只有等待着下放农村的机会。

  其实当时我在家做鱼网也已经厌烦了,心想下放去搞一点体力劳动也无不可,回归一下大自然,叫做吃大苦耐大劳。但父母,尤其是母亲看到我身体不强壮,虚弱多病,不想让我下放农村。然而因病不下放,需到县人民医院去搞体检,来证明自己的身体病况,才能批准。而我在当时大兴“后门”之时,就是一个人到人民医院去体检,结果我连原解放军医疗队体检我心脏有毛病的情况也正常了。不过我身体不好的情况,大家还是看得出来,当时的领导们虽有些蛮干,但也较通人情,其实现在想来,过去的领导叫朴实,无条件服从上级精神,不大讲究变通和故弄玄虚。他们仍给了我一个缓冲的时间,经过第二年的体检,仍没发现问题,只好就在本区医院搞一个体检,基本认可我原来心脏有毛病,而没有下放,成功地领取了留城(镇)证。

  高中毕业后我们在省地质物探队第三分队做事,先在南大镇本地,后来搬到了相距近二十里的新河口,我做了一年事后,便与同学一起相约不干了。后来镇学校要我去当民办老师,街道也开出了证明,要我去学校报到。然而我母亲说我性格急躁,不宜教书,我便退回了街道的证明。后来学校龙明清(时为南大镇学校中学组组长)又问我,并劝我去教书,我又以同样的理由说不去为好。一天早晨,记得是四月初,镇上的秘书到我家,一开口就说,镇上决定要我到学校去,如果不去,那么招工可能就不会考虑我了。如果我去教书,上面来了招工指标,一定会优先我的。当时的社会风尚是“一工交二财贸,没有办法搞文教”,如此说来,我还能固执不去吗?说来也巧,在我教书期间就是没招工指标。中间有一次有一个指标,我也不声不响地让同学先去了,没去反映争取。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满心欢喜。因为高中毕业时,我放在课桌里的数理化全部丢失了,而其他书则全在,我只得借来了在读学生的教科书,我认为自己只要看了一遍,唤起了丢掉两三年的记忆就可以了,因为我从来不爱搞复习。我想看完这遍书后再去报名,但当报名时间剩最后两天我报名时,才得知我因为没下放,须到县人民医院去搞病愈证,才能报名,如果没考上,仍要下放(其实那时已经不下放了,现在想来,也许是那个干部在耍权威,或是我没有社会经验,父母也是没主意的人,当时应该完全可以找人变通)。这就如雷轰顶了,我看到人民医院就有一种害怕或是厌恶感,心想可能去人民医院,因为不下放了,可能我又有病了,且当时交通不方便,只有两天时间,我估计办不成了。我不得已放弃,当时我悲观到了极点,我恨这个社会,我恨这个世界,我看到的世界好像真是一片黑暗,恨到极致很可能会做出极端的事来。我历经了那次事情后,真正能理解有些人受到委屈后的极端行为了。

  我的好友邓正国看到我的情绪到了最低点,他带我到他做临时工的新河口饭店呆了两三天,一起研究做肥皂、设计洗衣机等,让我忘却了眼前的不快,回家后我才感受到心情好了许多。

  这时我又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人无所谓作为与否,反正就那么一回事。又想到曾与邓正国几个朋友在讨论人生的价值时,得到的最后结论是“凑数”。这个社会没有不可少的事和人,反正这个社会在运转。人,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数而已。没想到年青时的我们,就有这样悲观的讨论结果。

  1979年,我们吃商品粮的民办老师,可以通过考试择优转正,全县有100个指标。当时全县有5个镇,每个镇属学校约有20名民办老师,琼湖镇这个城关镇可能多一点。其他区,也有少数吃商品粮的干部家属在乡下任民办老师,当时转正的比例较大,可能达到了80%。我的同事们有的年限久,有的是老师家属,有的是干部家属,这都是优先对象。我则是工龄短、与领导关系不很近、又不是老师家属。

  镇校有小学和初中,当时我是教初中。为了转正考试能考好,他们都改报小学。我可能是无所谓的态度,不想费太多的心,仍报考初中。幸好中间虽有曲折,但还是转正了。转正之后,镇上的公立老师多了,我区要进行平衡调节,需要调几个老师去农村任教。

  有好心人告诉我,向领导去反映一下,争取不到农村去。我说:我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一没成家,二是年青。后来在教师会后,校长要我留下,我说是否是要我去农村做思想工作的,如果是这样,就不要多说了,我服从。当时校长说我这个人豪爽,其实并不是我的豪爽,而是我觉得校长要我下到农村去,就一定是不大喜欢我,何必要留下来呢?我从来不愿意赖着求人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让别人厌恶。还有一种心态,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且我到农村去,少了一些熟人,可能还能让我多看一点书。

  我就这样无所作为,下到了离家近二十里的灵官乡中学。尽管在农村,我觉得也好,这是另一片天地。我按部就班,本着良心和自己的爱好教好书,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吧!当时农村的师资力量和教育形势是不行,初中一直没开地理课,而毕业时要考,校长要我在星期日兼补初三的地理。幸好初中地理,多属于基础,或是理科性质,因此我看书后教起来不费力,且比语文更适应我的教法。考后,龙明清校长告诉我,灵官的地理还考得不错。后在暑假我参加的沅江师资地理培训,考试也获得南大区第一名,我内心洋溢着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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